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有何重大意义

最近几十年来，在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走廊陆续出士不少西周晚期曾国铜器和其他文物,特别是一九七七年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所出文物之丰富和精美是空前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这个先秦时代的曾国,文献上不见记载,因此它成为个谜。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主流观点：

一、曾国和随国是一国两名

曾国是否即是随国?学者李学勤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认为从河南新野、湖北京山、枣阳等地出土的曾国铜器来看,多属于曾侯子弟的墓葬,只有随县均川出土有曾国国君“曾伯文”的铜器,随县近郊发现了曾侯乙大墓,国君的墓葬应该在其国都,而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

这个理由,我们认为是不充分的。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往往有特定的国君墓地。

例如春秋时代鲁国国君,墓地就不在国都曲阜而在阚(《左传·定公元年》及杜注),阚在今山东嘉祥北,曲阜以西一百多里。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列举秦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类似的很多,不列举了。

第二,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的国都在西阳而不在随。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记载,楚惠王得到来自西阳的讣告,因而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用的编钟等礼器,送到西阳进行祭奠。可知曾侯的宗庙在西阳,当时曾的国都也必在西阳。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认为西阳即是汉代江夏郡的西阳,并且提出理由说:“薛尚功云器出安陆,安陆与西阳正同属江夏郡。”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西阳在今河南光山西南。根据文献,随国始终没有迁过都。

如果曾国即是随国的话,其国都应在随,不可能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石泉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推定西阳“地望或不出今随县、安陆间”,但是这种推测并没有什么依据。

1.随国的文献记载

从文献记载来看,随国原是汉东姬姓诸侯中较大的,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但是,它从春秋前期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公元前704年楚大败随国,迫使随“盟而返”(《左传•桓公八年》)。

公元前690年楚又伐随,兵临随都,迫使随人求和结盟,“为会于汉汭而还”(《左传·庄公四年》)。公元前640年随带领汉东诸侯叛楚,楚又出师伐随,“取成而还”(《左传·僖公二十年》)。孔颖达正义认为从此随已成为楚的私属,不再参与诸侯的会盟,因而此后一百多年随国不见于《春秋》经传的记载。

直到公元前525年随才又见记载,这年楚在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左传•昭公十七年》)。正因为这时“随人"已是楚的私属,身份低微,只能担任楚的胜利品的看守者。

公元前506年吴师攻破楚都,楚昭王出奔到随,吴人向随追索,随人向吴答复：“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不败,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左传·定公四年》)说明春秋中期以后随国在楚的武力威胁下,多次被迫结盟,世代订有盟誓,是托庇楚国保护的附庸小国。

2.曾国的考古发掘

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从河南、湖北两省间出土的曾国文物来看,曾国从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正从南阳盆地西南部新野、谷城太平店,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经枣阳茶庵而东到随县西南、京山东北。石泉据此断言曾国是西周时期“汉阳诸姬”的封国之一,认为南阳盆地南部曾是曾国的居地,这一带正在汉水以北。一般认为,这个断言是可信的。

但是,石泉又认为随国也是由南阳盆地迁入随枣走廊的“汉阳诸姬”之一,并深人到随县一带,因此进一步断言曾国即是随国,这就缺乏依据了。曾国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占有领土是较大的,直到春秋中期也还不小。

这显然和随国在春秋中期已成为楚国附庸的情况不同。从随县近郊发现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来看,可见直到战国初期,曾国还是个拥有较大经济力量的独立的诸侯国,并没有沦为楚国的附庸。墓中出土竹简记载曾侯乙死后,赠车的人有楚王、太子、令尹以及楚的封君如鲁阳君、阳城君、坪夜君等。与此同时楚惠王还专门铸造编钟来作为曾侯宗庙中的礼器。

楚王以及楚的封君给与曾侯这样高的礼遇，正说明这时曾侯还保持诸侯的地位。与担任楚国胜利品的看守者的“随人”显然地位不同。再从其墓中显示身份等级的九鼎八簋之类铜礼器以及编制庞大的整套编钟、编磬来看,从其墓中出土竹简有大批与楚国大臣相同类型的官名来看,显然也证明这时曾侯具有诸侯的身份。

石泉认为一国两名的现象在古代不乏例证,如商又称殷,吕又称甫,楚又称荆,魏又称梁，韩又称郑,“曾又称随,自亦相类”。

一般认为,不能这样凭空作类比。古时一国两名,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多数由于迁居或迁都,这在文献上都有明确记载。但是所有出土曾国铜器铭文都一律称“曾”,而所有文献记载讲到随国的又一律称“随”,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两名的关系。我们认为,以考古发现的曾国和文献记载的随国来看,随国在西周时已存在,曾国也在西周时已与随国同时并存,不可能是一国。

二、曾国就是文献上的缯或鄫国

曾,在古书上作“缯”或“鄫”。《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将要灭亡之前,郑桓公问史伯说:“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为了具体说明当时形势,曾列举成周周围的诸侯国,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即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九个,就是当时成周以南的南方较大的诸侯国,包括随国在内。

1.文献中缯或鄫国的地理位置

排列次序,大体上按强弱为先后的。随是九个中较弱的。史伯还谈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当时申是南方的强国,在南方九个强国中,仅次于楚国,同时申又和缯、西戎联合,因而成为个强大力量,足以把西周灭亡,所以史伯一方面说“申、吕方强，把申、吕列入成周以南的九个强国之二,另一方面又说:“申、缯西戎方强”。《国语·晋语一》记载史苏说:“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史记周本纪》也说:“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因而西周灭亡。

这个跟从申国一起联合犬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当即曾国。这个参与灭亡西周战役的曾国,韦昭《国语注》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等,都认为是姒姓,就是春秋时代在今山东苍山西北的鄫国。但是,这个在山东苍山的鄫国怎么可能长途跋涉跟从申一起进攻在今陕西的西周国都呢?

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就认为曾国原在申国附近,后来才迁到东方的。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说:“当是时,申国初受改封之际,国于谢(按指周宣王分封申到谢),在楚方城之内,度缯国必与之相近,故得偕举兵。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其故墟乎?”

事实上,古代有两个姒姓曾国,一个在东方,即在今山东苍山者;另一个在南阳盆地南部,与申相邻。并不是一个曾国从南阳远迁到了东方。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收入《古史考存》),根据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曾姬壶,指出姒姓曾国之外,另有姬姓曾国,是正确的。姬姓曾国不知在何处。

我们认为,高士奇推定西周时代曾国原在南阳盆地和申国相邻,即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一带,是十分正确的。

《左传·哀公四年》说:楚国三大夫“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可知缯关靠近方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推定增关在裕州,即今方城一带。此地与申国(今南阳西北)正好邻近。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有力的证据。《荀子·尧问》说:“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杨倞注:“缯与鄫同。缯丘,故国。封人,掌疆界。”“丘”与“墟”同义,地名缯丘,就因为是缯国旧都所在。

杨倞解释为“故国”,是正确的。缯丘当与缯关相近,缯丘正当楚国北方的边界附近,所以那里有掌疆界的“封人”。既然西周时代曾国的国都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缯丘一带,那么,在今河南新野发现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铜器和文物,就可以理解了。

这个曾国,毫无疑问,就是跟从申国一起召来西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国。从《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来看,这个曾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和随国同时并存,因此曾国决不可能就是随国。

申国乃是申被周天子分封于今南阳的诸侯的另一支。这个联合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的申,显然不是被称为申戎的西申而是在今南阳的作为诸侯的申。许国在今河南许昌东,正当今南阳的东北,因而能够和申、曾两侯一起拥立平王于申国。

2.缯或鄫国就是曾国的文献证据

从此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曾侯,一定也在今南阳附近。在楚国势力扩展以前,曾国有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它以南阳盆地南部为中心,向北控制着通向中原的要道“夏路”的门户,即所谓“缯关”;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包括走廊东南端的邻近地带。因此近年来这一带都有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文物出土。

看来它的扩展时期并不长,当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被强盛起来的楚国势力所抑制。楚国在春秋前期已逐渐强盛,不断图谋北上向中原地区扩展。

它首先图谋控制的是汉水以东地区,当时汉东之国以随国较大,因而楚武王就以征服随国作为目标。楚国在征服随国、控制汉东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图谋占领汉水东北的南阳盆地作为北上争霸的根据地。

当时南阳盆地以申国最大,楚文王就联合巴国讨伐申国,灭申后接着又向东攻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在公元前680年灭息,并把申息同时改为县,以汝水为边界,把方城和申、息一带作为边防重镇。

此后经常调动申、息之师北上与中原大国相抗衡。这时曾国虽然没有被楚灭亡,曾国的政治中心肯定已从南阳盆地向随枣走廊转移了。曾国原来在南阳盆地的领土当已被楚国占有,曾的旧都一带已成为楚的边防要地缯关和缯丘。

至于南阳盆地东南的随枣走廊及其以东地区,已在楚国势力包围圈之内,已非战略要地,因而从南阳盆地向东南转移的曾国能够继续保存下来。

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国国都当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根据曾侯乙大墓的发现,当时曾国又以湖北随州西北郊作为国君的葬地。根据宋人记载,楚王熊章钟又曾出土于湖北安陆。看来这时曾国统治中心又进一步向东迁移。在今光山、随州和安陆之间,虽多山区,但是西阳沿潢河流域,随州和安陆又沿涢水流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地。

这时曾国的继续东迁,该是为了对楚进一步的退让。看来这时随国已被楚灭亡,即使没有灭亡,也已很弱小了。

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曾侯乙大墓规模很大,出土文物多达七千多件,其中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礼乐器,不但在同时期墓葬中是罕见的,而且在同时期同等身份的诸侯国君主墓葬中也是罕见的。这就可以看到当时曾国的经济、文化有着较大的发展。

曾侯乙钟有长篇的乐律铭文,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申等国和曾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说明曾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常有往来,而且在统治者相互往来中很讲究礼乐,正因为它长期与各大国之间有来往,很讲究礼乐制度,除了有九鼎八簋等表示诸侯身份的铜礼器之外,还有编制庞大铸有长篇乐律铭文的整套编钟、编磬。这些决不是世代成为楚的附庸的随国所能有的。

从出土文物看,当曾侯乙去世时,楚惠王会特别制作曾侯乙宗彝送到曾的国都祭奠;当曾侯乙下葬时,楚国从国王到封君、大臣都分别赙赠车马等礼物,连宋国掌权大臣司城也来赙赠,这也不是长期沦为楚国附庸的随国国君所可能得到的礼遇。

当然,曾国对于楚王是极其尊敬的,因而尊称为“王”,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称呼,就断定“曾侯已完全附属于楚,其实际地位大概和鲁阳公、阳城君等人差不多”。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把铜器铭文中的曾国,看作即是文献记载上的缯国或鄫国,才能对考古中发现的曾国遗迹作出合理的解释。

（正文完）

关于曾国的事情，分歧比较大。

曾侯乙墓是出土于随州西两公里的地方，其年代是战国早期。这一带在传世文献中，是随国的地盘。但是偏偏传世文献没有出现过有关曾国的任何记载。所以就引发了曾侯乙之“曾国”到底是不是传世文献中提到的随国的大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人非常之多，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曾国就是随国，一派认为曾国和随国是两个国家。

持前一派观点的学者包括李学勤、石泉等人。李学勤先生在《曾国之谜》和《论汉淮间的青铜器》两篇文章中认为，曾国就是随国。石泉先生则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发表了赞同的意见。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承袭。那么如何解释在随州附近出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呢，毕竟从春秋中后期开始，随国便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了，何来如此之大的经济实力。对此，李学勤先生提出，可能是在吴国入侵楚国时，随国为楚昭王提供了庇护，为了表示回馈和报达，楚王提高了曾侯（随侯）的待遇。

当然，也有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杨宽先生就认为曾国和随国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他的主要论据在于，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曾国的国都在西阳，即今河南光山西南，并不在随州。且从曾国的墓葬等级来看，其在战国初期当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并未沦为楚国的附庸。在排除了曾国就是随国的观点后，杨宽先生提出曾国就是文献中的缯或鄫。

而近年来，随着随大司马戈等随国青铜器的出土与问世，对解决曾随关系问题也提供了新的材料，武大的张昌平教授就据此认为，曾国和随国仍当是两个国家。

目前尚且无法下定论，只能期望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提供更多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