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气质

陈丹青作品《国学研究院》，左起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在任何时代

最有气质的那些人

都不会趋同于时代，须当独立于时代

文｜羽戈（青年学者）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有一节专讲鲁迅相貌，兼及民国诸神。他对鲁迅情有独钟，情人眼里出西施，故而认为鲁迅“样子最好看”：“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能看出这些门道，足见陈丹青眼力不同凡俗。照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看来，鲁迅的身板与长相，属于标准的浙人，与绍兴古街小吃店的老板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少了二分油烟气，多了三分锐利和悲悯。

在陈丹青眼里，民国人物几乎都好看。如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等，各有看头，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这是罕见一次，他顺应了大众审美。他看到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大发感慨：“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爱屋及乌，这大抵便是民国情怀。陈丹青虽生于1953年，却俨然民国遗老。话旧声中，故国江山如画。

说罢民国，依陈丹青的一贯路数，自然要抨击现实：“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

陈丹青谈民国的高论，我一向不以为然。这一节则是例外。具体说来，他谈民国依旧过甚其辞，谈现实却能切中时病。那句“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锥心刺骨，铭心刻骨。强权的屈辱，不仅烙在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身上，于今亦然。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无论依附体制，还是反对体制。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新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可举一例。把能画能文的陈丹青与齐白石、丰子恺等放在一处，单论相貌，陈丹青并不弱于先贤，然而他脸上无法掩饰的戾气，有如狐狸尾巴，暴露了他出身的时代。

我读陈丹青，始终有些疑惑：他所鼓吹的民国气质，还有一个词叫“民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玩意，它们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民国？一个人的气质，与其时代及国运到底有多少关系？

民国时期，露天面食摊儿。吃面人只顾看镜头了

拿当下与民国对照，必须注意时代背景。我们观摩民国人物，更多通过照片。然而摄影术在民国，并未全面普及，对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来讲，尚且是一种奢侈品，他们也许一辈子都不曾拍过一张照片（我奶奶生于1915年，第一张照片大概摄于“文革”期间，第一张全家福则摄于1990年前后）。我见过一本《鲁迅像传》，共收录114张照片，号称“迄今为止最全鲁迅照片汇集”，作为民国文坛头号天王巨星，鲁迅一生摄影不过百余张，搁在今日，只怕还不及一个擅长卖弄风骚的三流女诗人半个月的朋友圈影集。质言之，当摄影成为一种特权，照片则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历经时光淘洗与政治过滤，留存于今的恐将是那个时代最上等或者说最好的一面，以这一面对比今世最寻常（如今照相机与智能手机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面，不难令人判别、感叹今不如昔。只是，这一面确然是往昔的代表么？我们看民国的新闻照片，在街头，在乡野，百姓的神采与气度，与今日并无显著区别，一样的呆滞，一样的茫然，一样的谨小慎微，一样的踧踖不安。

最宜表现一个国家气质的人物，不是达官显贵，不是高人雅士，而是躬耕于田垄的农夫与穿梭于街巷的市民，他们的气质，才是真正的国家气质，他们阳光，国家必将璀璨，他们坦荡，国家必将开放。

就此而言，纵使“民国气质”之说能够成立，却不能代表民国，那只是少数人的民国，抑或用美图秀秀加工过的民国。所谓“民国范儿”，亦同此理。

我无意与陈丹青抬杠，姑且借他的话头，谈谈气质与时代的关系。他显然高估了这重关系的紧密性，以至在他笔下和口中，民国人物，各个青衫磊落，气宇轩昂。在我看来，气质更多基于个体的修行和锻造，与时代的关系，不能说无，却也不可高估。时代的土壤，好似底色，有浓淡之别，至于能绘出什么样的图画，则取决于个体修为；或者说，时代保证了气质的下限，至于上限，则有赖个体突破。

试看鲁迅与胡适。鲁迅若活到1957年，他的留影，还能有几多刚直、坦然、风流、俏皮呢，不论因反抗而入狱，抑或因苟且而沉默，都将是一脸屈辱，不复陈丹青所称道的“好看”。1958年4月10日，胡适与蒋介石在台湾南港中研院合影，跷起二郎腿，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这等仪态，这等风度，换作大陆，想必难以重现。这二例，充分体现了气质与时代的基本关系。

胡适与蒋介石合影，跷起二郎腿，谈笑风生，挥洒自如

然而这重关系，仅止于此。我们且往前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捕入狱。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一流人物，狱中表现，分明可见气质之差异。据狱卒刘一鸣复述：“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憎，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四人对比，高下立判。不过此中高下，无关时代（他们同处于晚清，谭嗣同与康广仁更是年岁相仿），而仅仅关乎修为。

附带说一句，在梁启超所作康广仁传中，康有为的这位弟弟，系狱之后，则如谭嗣同一般，神气雍容，视死如归：“（康广仁）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这样的历史写作，功能便如美图秀秀。若不识其中关节，我们所见的康广仁，终究只是一种华丽的幻象。

杨参军油画作品《历史的残页---戊戌六君子祭》

戊戌变法后一年，内藤湖南游历中国，在天津拜见严复：“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戊戌）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代，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如果陈丹青之流读到这一段，必定会击节称赏。诚然，如严复、谭嗣同、梁启超，以及邹容、陈天华等，他们遗留的黑白照片，尽管神情凝滞于一瞬，眉目之间却英气逼人，光华四射，但是，请注意内藤湖南的措辞，那个时代的主流，还是噤若寒蝉，严复的英气，不是时代所赋予，而是超出时代的结果。

气质与时代的关系，大抵如此。从严复、谭嗣同，到鲁迅、胡适，其气质之造就，来自时代的因素，远远小于来自个体的因素。事实上，他们并非那个时代的代表，而是开风气的先行者或“叛逆的猛士”，以至不为时代所容，颠沛流离，身首异处。他们的气质，不是时代的气质，而是独立于时代的气质：他们的深湛修为恰恰源自这种独立性。用所谓“民国气质”来形容他们，实在是一种误会，甚至禁锢。

在任何时代，最有气质的那些人，都不会趋同于时代，须当独立于时代。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被压迫的屈辱与被规训的微笑之外，还有一些独立寒秋的健者，或者菩萨低眉，或者金刚怒目，或者铁骨铮铮，或者儒雅风流，这些大作家、大学者、大律师，共同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苍穹。单论气质，他们比之民国先辈，毫不逊色。

2015年12月8日

羽戈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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