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念:女儿眼中的父亲作文

《回忆与思念》：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出版

【编后记：女儿眼中的父亲】

文 | 雪 珂

《回忆与思念》是父亲罗扬最新的一本书。

那日回家，将手中已经整理好的部分文稿交给父亲，当然也交换一下我对某些篇目的意见。由于父亲给我的“目录”中还缺少“后记”的相关文字，我建议，不如就用二Ｏ一八年写就的“七一感言”代替，这篇文章虽短，但确是父亲的真情实感，将它作为“后记”，内容合适，父亲也可以少一点笔墨劳累。

听了我的建议，父亲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的想法，这篇“后记”由你来写。这本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你都经过手，不如就把你的阅读感受写一写，代替“后记”。

作为女儿，将自己的感受收入父亲的书中，且代为“后记”，对于这样一本非常厚重的书而言，我自忖并没有这样的资格，但又不好推却。

从小到大，父亲从未给我指派过任何任务，也从未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就连编辑这本书稿也不是父亲提出的。两个月前回家看望，说了好一阵闲话，打算离开时父亲说让我再坐坐，有点东西要我看看。于是拿出这本书的“目录”，说文联打算为老同志出书，他大致编排了一下，想听听我的意见。

这些年父亲出过三本书，分别为《新曲艺文稿》《曲艺创新录》《曲艺耕耘录》，每本书出版后，父亲都会赠送给子女。诚实地说，每次拿到书，我只是翻翻目录，认为书中无非是报告讲话一类的文章，那些曲艺活动及人物与我没有多少关系，只挑着读了几篇，就放进书柜。

当我对着整理好的“目录”坐在父亲的电脑前一一查看时，发现新书稿的绝大部分篇目还没有电子文本，就主动提出由我将这部分文章录入电脑。

于是就有了之后协助父亲编稿的过程。

由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父亲于二ＯＯ三年才办理离休手续，已经七十四岁，在一般人眼中，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但父亲说，摆脱了繁忙的公务活动，得空想好好写点东西。我并不以为意，一是觉得写作相当耗神，再就是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字太多，即使真的费心费力写出来，又能有多少读者呢！

然而，当我将文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电脑时，其中的内容常常使我震惊，父亲生于一九二九年，他的人生见证了中国近当代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他所献身的新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历程又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几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从个人回忆还是从曲艺发展史的研究，父亲的这本书都有着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父亲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的爷爷奶奶都是朴实的农民，晚年的父亲这样回忆：“母亲从小鼓励我做个被人们瞧得起的好儿子。”而他的父亲呢，则是“最爱劳动，讨厌不劳而获的懒人”。

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奠定了父亲一生的基本人格，那就是自强不息。

父亲是在战乱中长大的，读小学时就幸运地遇到几位好老师，老师们不仅教给他知识，还鼓励他立志爱国，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对文学的爱好大约就是那时萌发的。父亲开始写一些短文小诗，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自己久仰的同乡、著名诗人王亚平先生寄出稚嫩的诗作求教，王亚平不仅很快回了信，还给了父亲很多鼓励。

一九五一年，父亲收到王亚平的来信，说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很需要人，问他愿不愿意调到北京工作。父亲自然是愿意的，于是辞别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启程到一个他早就渴望进入但并不了解的更广大的世界。这一年，父亲二十二岁。

父亲到北京后遇到很多可以称之为老师的前辈，如王尊三、赵树理、老舍、阳翰笙、吕骥，等等。父亲用自己的勤勉好学、诚实谦逊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他们的重视与信任。

这些前辈老师对父亲的关怀、提携与帮助一一呈现在父亲笔下，那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在父亲的一生中都带给他鼓舞和力量。

父亲被指派到成立不久的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一切工作都要边做边学，困难很多，好在不怕吃苦和扛得住压力早已养成父亲的性格和生活常规。从秘书工作开始做起，父亲与曲艺这个成为他终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相遇了。他努力工作，心无旁鹜，进步飞快。但命运却在这时开了一个小小岔路。由于中国文联精简机构，更由于那时曲艺事业未知的前途，他被调往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政府文艺处。在新的岗位上父亲又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并通过努力很快融入新的机构。父亲每天很忙很累，审查剧目，编刊物，写评论，业余时间搞创作。表面看，这似乎更符合他自己的人生设想，如他早先说过的那样，他最热爱的是文学，最想做的是文学创作。

然而，正当父亲考虑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更好地工作和学习的时候，他所尊敬的王尊三找到他，说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工作需要抓紧进行，要调父亲回协会工作。尽管更愿意留在北京市，但考虑到协会工作的困难和需要，又考虑到曲艺工作的重要性，父亲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回来了。

这一次调动似乎是被动的，但正是这次调动促成了父亲与曲艺结下不解之缘并为之一生奋斗。

父亲青年时留影：摄于1953年北海公园

重回曲艺界的父亲，面对着一种十分不确定的局面。

当年的曲艺并不像今天这样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登堂入室”的地位，曲艺甚至被很多人瞧不起，认为不够高雅，算不上艺术。即使在文化界的领导机关中，也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曲艺机构。父亲和曲艺界前辈们据理力争，并以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执笔致信刘少奇，力陈曲艺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又有很大的一支队伍，曲艺界成立自己的团体顺理成章。

这封信得到了重视。经研究，认为成立全国性的曲艺团体是必要的，建议先成立中国曲艺研究会，以后再成立协会。

这是父亲和前辈们为争取曲艺艺术应有权益、争取曲艺艺术应有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一次有效抗争。阅读父亲的文稿，为曲艺艺术争取权益和地位的抗争充斥于父亲几十年的社会活动中。

在向上争取曲艺事业应有权利和地位的同时，父亲和前辈们将更多的精力撒向辽阔的祖国大地，向全社会寻求热爱曲艺艺术的作家、表演艺术家、评论家、组织家和活跃在民间的普通曲艺艺人们。

父亲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由于旧社会曲艺艺术社会地位低下，演员名气再大也被歧视，被视为“下九流” ,难以改变被欺压、被凌辱的命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身感特别强。这恐怕也是父亲及曲艺界的许多人热爱新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曲艺界有了最初的队伍和组织之后，父亲和前辈们又向更高的目标争取——要办一份曲艺界自己的刊物。在资金、编辑力量、组成人员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曲艺》杂志创刊，曲艺界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阵地。

父亲对办刊非常重视，为了保证刊物的质量，父亲亲自审阅稿件，制订编辑计划，和作者联系，这是因为通过刊物才能有效地组织、宣传和扩大曲艺艺术的影响。父亲参与了大量演出活动的组织，努力在刊物上推出优秀的曲艺作品和有思想内容的评论文章，以及重要曲艺活动的报道等。早年的父亲曾是一个内向羞怯的少年，但为了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利用一切机会发声，呼吁各界要重视曲艺，曲艺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当我看到文稿中的这类文字，总会联想到父亲的性格。在父亲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为自己的职务、地位和利益争取过什么，对个人而言，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在这个意义上，父亲可以说是“淡泊名利”的。但为了曲艺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他常常据理力争，甚至寸步不让。

书稿中，父亲一一回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曲艺事业的重视与关怀。父亲对热爱曲艺的陈云同志抱有特别的感情。这不仅仅因为父亲与陈云在政治思想上的契合，更重要的是，身居高位的陈云通过对曲艺事业的关怀和指导，通过他的每一次谈话、每一篇文章、每一幅题字都大大提升了曲艺艺术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推动了曲艺事业的发展。

依次出现在父亲文稿中的还有文化界的领导及名人，如周扬，老舍，阳翰笙，林默涵，刘芝明，周巍峙，吕骥，傅锺，荣高棠，等等，父亲感谢他们对曲艺工作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从不忘记他们的贡献。

进入父亲回忆的还有众多文艺界、曲艺界的前辈大家，如，赵树理，王尊三，韩起祥，王亚平，陶钝，连阔如，常宝堃，程树棠，高元钧，王少堂，侯宝林，骆玉笙，等等。他们是中国曲艺事业的先驱人物，在中国曲艺事业最艰难的起步阶段曾与父亲携手共事并以其个人的艺术成就和无私的努力支撑着曲艺事业的发展，没有这些老艺术家和老曲艺活动家、作家、评论家的加入，曲艺事业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

接下来，父亲还回顾了那些享誉中华大地的曲艺艺术家和为曲艺事业做出贡献的曲艺活动家们，他们是：刘兰芳，朱光斗，王鸿，程永玲，沈祖安，李仁珍，夏雨田，王永梭，刘洪滨，王济，王毓宝，王兆一，周良，曹元珠，孙书筠，王波云，张世英，许邦，等等。除了以上列出的名单，书稿中还提及了更多的人。

在选编书稿的时候，父亲曾反复斟酌，希望哪个人都不被漏掉，每一个人做出的贡献都能得到尊重，每一个艺术家和活动家的成就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一九六六年以后，曲艺界与中国其他文化领域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曲艺事业而言，那是空白和黑暗的十年，父亲的人生也同样遭遇磨难。一九七三年，父亲还在“五七”干校时，干部陆续分配，北京市有关方面打算调他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或北京中国画院当党委书记。尽管那时父亲渴望重新工作，一时也看不到曲艺事业的前景，但还是以缺乏在戏剧和美术单位工作的经验为由，婉拒了这样的安排。几年之后的一九七八年，曲艺界的老干部和老艺术家们找到正在中国京剧院主持工作的父亲，希望他重回曲艺界。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父亲从北京市政府文艺处奉调回到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时多少有些被动的话，父亲的这一次回归则是主动的。父亲已经在曲艺界辛勤耕耘了十几年，累积了相当多的工作经验，同时在曲艺界有着数不胜数的朋友，更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他早已把曲艺事业当成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因此，在完成了中国京剧院工作的交接之后，父亲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曲艺界。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曲艺界的老艺术家、老活动家、老工作者有的去世，有的病残，多年积累的曲艺资料也大部分散失。协会刚恢复时，工作人员极少，无固定办公地点，经费也非常困难。父亲与他的同事们在中国曲艺事业的一片废墟上又开始了比之二十多年前更为艰苦的奋斗征程。从争取人员编制，争取资金，到召回旧部，充实新人，恢复刊物，父亲样样亲力亲为，一点一滴、锲而不舍地建设着。

父亲对这段生活的记述有喜有悲。喜的是，曲艺事业正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的积极努力蓬蓬勃勃地展开，大批曲艺艺人重新走上舞台，并且获得了比之过去更大的社会影响。悲的是那么多熟悉的前辈同事随着岁月的流逝离去，有些是自然规律，有些则是十年动乱的残酷迫害。这时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组织经验和理论素养的领军人物，他仍像过去一样为曲艺事业的权益和发展四处奔走，大声疾呼社会各层面应加强对曲艺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并聚拢尽可能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曲艺队伍。

文稿中可时时看到父亲的焦虑和紧迫感：老一辈艺术家的去世可能导致宝贵的曲艺艺术失传，高质量的作品数量不多因而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而理论研究的薄弱又使曲艺艺术的提升面临着发展瓶颈。在急速变化的时代，怎样既保护传统又不断创新；怎样使群众喜闻乐见又不致流于庸俗低级；在全社会涌动的对财富的追求中，怎样保持曲艺艺术的纯净和美。

父亲在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这样提出问题，他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变化而欣喜，也为其中出现的问题而焦虑。

在电脑前录入这些回忆文章时，我触摸到了父亲的感情。从一九五Ｏ年代起，他所共事的大多数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父亲对他们满怀深情，无限痛惜。

他专文写阳翰笙，历数他对曲艺事业的支持。父亲回忆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探望。此时的阳翰笙刚刚结束被监禁的生活，栖身在北京安定门外一处简陋的两间楼房里。父亲这样写道：“由于长达九年的囚禁和折磨，只见他苍老消瘦了许多，形容憔悴，身体虚弱，而且还未被彻底平反和恢复工作，我不知该怎样来安慰他。”一九七八年，父亲到天津看望骆玉笙，她和老伴还住在一座老楼地下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阴暗狭窄，生活很不方便。父亲通过这些文字含蓄地表达了他的同情和关爱。

父亲一直记得王亚平当年的回信，那是一个理想青年在大千世界中得到的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应。是王亚平引领父亲来到了北京，并成为父亲的入党介绍人，牵引着父亲进入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曲艺事业。父亲对王亚平一直怀有深深的感念，哪怕王亚平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并受到行政连降三级的处分时，父亲仍与王亚平保持着亲切的交往，并想方设法改善王亚平的工作条件。记得“文革”中我去干校探亲，离开时父亲特意将王伯伯的地址交我，要我一定代为看望。

王尊三是他尊敬的事业前辈和曲艺大家，不仅帮助父亲熟悉曲艺界的情况，还引导鼓励父亲大胆放手工作。父亲刚来北京时没有安家，人生地不熟，许多周末父亲都在王尊三家中度过，夫妇二人的热情与亲切给父亲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父亲一一记述王尊三对自己的指导、鼓励和帮助。在反右时王尊三遭不公正的对待，被强行退休。父亲曾不避嫌疑地与赵树理一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安慰。

阅读这些文稿，我惊讶于父亲的记忆力。其间承载的人物太多太多，每个人都有着数不清的好处，每个人都对曲艺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父亲以这样的回忆表达了他的思念与感激。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界相当复杂而且时有风险。很多文艺前辈及文化大家命运坎坷。几十年来，父亲虽然也遇到许多困难、挫折甚至风浪，但他从没有被击倒过。

以父亲的性格而论，这似乎很难解释，因为父亲的坚持原则和毫不圆滑众所周知。

我有时会和父亲讨论这其中的奥秘，我的总结是父亲终生恪守的“中道”。

父亲从不参与文艺界的团团伙伙，从不因某人得势就趋炎而上，也不因某人失势而刻意回避。他做事一贯出于公心，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从不因人废言，更不因言废人，打击报复。文艺界也是名利场，但父亲从不争风头，与人合作不掠人之美，对上对下不卑不亢。平等待人是父亲信守一生的原则。在工作上，父亲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他当然有着自己的远近和亲疏，但他从不把这样的亲疏带进工作中。这就是父亲的为人处事。

《回忆与思念》有几大块内容：一是国家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的领导及文化名人；三是曲艺界大家及重要的曲艺流派；四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曲艺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五是从童年至今的个人回忆。

除了父亲到北京工作之前的少量文字不涉及曲艺，其余的几乎全与“曲艺”有关。

从女儿的角度读，个人回忆的部分我读得最细。

父亲从童年讲起，读书，工作，进京，办刊物，再到十年动乱中个人和家庭的遭遇。曲艺当然是回忆中的重要内容，但这是个人视角。这部分回忆可看成一个人的编年史，父亲的成长和成熟过程及其一生的经历都在其中。

前面说过，父亲是农民的孩子，他的知识与能力绝大部分取之于刻苦的学习和锻炼，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当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但没有新社会所展示的个人机遇，没有新社会对曲艺事业的重视，中国的曲艺事业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繁荣与发展，父亲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人生。由此也能理解弥漫全书的父亲的事业操守和家国情怀。

文稿中更大量的文字是以一个曲艺家的视角回顾新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父亲恐怕是现今在世的最早进入新中国曲艺事业的为数很少的人，因此，他的这部分文字也可看成是中国曲艺事业发展的编年史。父亲的个人经历映衬了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事业的编年史与个人的编年史可互为镜像，内容虽有重叠但角度不同，读起来别有感受。从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到如今有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县的曲艺组织及所联络的几十万曲艺工作者，父亲凭着几十年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坚持使他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父亲的事业成就或许并没有出现在他青春的人生规划中，然而，他顺应着时代的感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今天中国的曲艺艺术已经切切实实地自立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就这一点来说，父亲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中国曲艺志》

在录入书稿的过程中，我也产生过困惑，父亲详细记录了新中国曲艺事业发展的一件件大事，这些大事中自然包括每一次重要的会议，每一次大规模的会演。

开始录入时，面对着参加演出活动的演员及参加评比并获奖的曲（书）目名单，我常常倍感头痛。我不熟悉这些演员，更不熟悉这些曲（书）目，录入时往往录上两行就得停下来一遍遍核对，生恐有误。

而曲艺界召开的那些大型会议在录入时就更加令人生畏。每一届代表大会从预备会开始的主席团名单，领导组名单，再到推荐名单、委员名单及理事成员名单，领导班子组成名单，等等，等等。父亲对每一次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的参加人员都一一详细列出，我曾有些小小的抱怨，告诉父亲：“每当录入这类文字，就如同翻越一座大山。”在我的文字工作中，从未录入过这么多的人名，而且绝大部分是并不熟悉的人名。然而，当我工作效率很低、速度很慢地将这些人名的大山一座一座地翻越过去时，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单代表着曲艺发展的历史，每份名单都集中着不同阶段曲艺界最重要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为曲艺事业做出过贡献，父亲要在自己的文字中尽可能详尽地留下他们的印迹。这也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不应当忘记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名单上的名字也在不断变换，一些老的离去，新的名字不断加入进来，名单的变化折射着曲艺发展历史的新旧交替和发展变化，名单本身就承载着新中国曲艺事业发展的历史。

当我领悟到这一点时，录入文稿的工作已接近结束。

“我的编辑生涯”是文稿中相当重要的一篇。从最早的《说说唱唱》，到《曲艺》月刊，再到《曲艺通讯》，再到创办中国曲艺出版社。父亲重视编辑工作，一生中编辑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曲艺作品和曲艺理论文章。

《中国曲艺志》是父亲作为曲艺编辑家、评论家、曲艺活动家和组织家所主持的一个大工程，但父亲对这个工程的回忆文字恰恰不多。每次回家，我都会在父亲的书柜中看到《中国曲艺志》，长达二十九卷，极其厚重地摆放成一排，不要说编纂，仅仅对这套书的阅读就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父亲主持编纂的这套志书，我没有读过，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我更无从评价。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此，谨引用吴文科在祝贺父亲从事曲艺工作六十周年的活动中的一段发言：

作为曲艺方志学家，罗扬同志自一九八六年起在领导《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期间，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亲自主持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编纂会议和审稿工作，并团结带领大家，在继承和借鉴古今修志传统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曲艺的专业特点与学科内涵，摸索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曲艺方志编纂思想与理论。二十多年间，不仅与总编辑部的同仁一道，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各地方卷编纂同行的鼎力协助下，接触和梳理了数百上千件古今曲艺的文献史料与口碑资料，而且对这些文献资料按照曲艺方志的编纂要求，进行了“详其史实，明其源流，精其论断，严其体例”的学术整理，完成了除台湾省以外一九八五年的以全国省级行政建制为单位分别立卷出版的各个地方卷本。使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几乎所有曲种的发展源流、节目留存、音乐唱腔、表演形态、舞台美术、机构班社、演出场所、行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以及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等的研究与记录，学理化、体系化而成为可以传之后世的文献专著。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因此而被称作我国曲艺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最广泛、最深入、最全面和最系统的空前大普查、大挖掘、大整理和大研究。其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不只体现为编成出版了共二十九卷约三千万言的曲艺方志丛书，而且体现为创立了一个“曲艺方志学”的分支学科。换句话说，在罗扬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中国曲艺志》的编竣，对于摸清中国曲艺的历史家底，考订已知曲种的源流关系，廓清曲艺学科的构成边际，健全曲艺文化的知识体系，发掘整理和记录保存有关曲艺的文献资料，聚拢锻炼曲艺研究的学术队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彻底改变了由来曲艺“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而且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学术基础。

罗扬同志之所以能够在组织领导、编辑出版、研究评论和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做出如此巨大的综合性贡献，除了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做事原则，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理想追求，十分注重事业发展的大方向，严格秉持艺术繁荣的大追求，从而做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大成就与大贡献；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和品格，就是他热爱曲艺事业、坚守曲艺阵地、坚持曲艺本体和坚定曲艺理想的事业情怀。如果没有这种对于曲艺事业的特殊热爱与不渝追求，要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与贡献，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是罗扬同志的工作履历带给每一个曲艺工作者的重要启迪，也是一位老曲艺工作者留给后来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父亲晚年工作照

对于父亲的编辑生涯，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还想说的，是父母与我和姐姐哥哥组成的家庭。

小时候我家住在芳草地的“文联宿舍”，不少文化名人都算得上近邻。当年我家的三个孩子学习好，在文联大院是有名的。姐姐雪莹初中毕业后，以全优成绩获得“金质奖章”，被直接保送至当时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后来又以北京市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哲学系。哥哥庆朴小学读书时因表现优异，其二寸照片被张挂在学校一进大门的走廊中很长时间。哥哥小学毕业时以“双百”分考入北京四中，那可是当年录取分最高的男校。“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哥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北大第一批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姐姐日后则成为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写过很多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并参与创作、制作过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比如《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百鸟朝凤》等；哥哥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中国青年报社，他主持的副刊专栏曾获中国好新闻一等奖。我婚后与柯云路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发表在一九八Ｏ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并获当年的短篇小说一等奖。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一定走了父亲的路子，而父亲也的确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的负责人是关系很熟的朋友。但为子女办事不是父亲的行事风格，走父亲的门路也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父亲是在小说发表后才得知这件事的，他当然是高兴的。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一九八六年春节期间，电视剧《新星》热播，听母亲说，父亲每天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聚神观看，因为工作忙累，父亲患了眼疾，眼睛红肿，但在不久后的复播时，父亲还是一集又一集地看了一遍。一九八六年夏天，柯云路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临行的那天父亲特意早起，亲自做了丰盛的早餐，并将柯云路送到楼下。父亲以这种行为表达了他的赞许。

成年后我和哥哥姐姐都曾有过大大小小的坎坷，父亲常常并不多问，谈起来顶多是：相信群众，相信历史。一次，母亲对父亲说起有关我们的流言，父亲只短短地回应了一句：“相信孩子！”立刻打消了母亲的疑虑。

父亲是性格内向的人，很少在子女面前流露感情。除了母亲去世，我只看到过父亲一次流泪。那是一九六八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我被前去学校招兵的解放军看中，当他们了解到父亲正在机关接受审查时，派专人了解情况，说只要父亲不属于敌我矛盾就不会影响我当兵。那个年代能穿军装是许多女孩的梦想，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但机关造反派头头就是不肯出具证明，说父亲是否为敌我矛盾性质未定，也因此我失去了这个机会。还记得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父亲当着我的面流了泪，说自己受多少委屈都不要紧，但因为他的问题而影响了我的前途非常内疚。

一向宽以待人的父亲对这个造反派头头一直耿耿于怀，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小在我眼中，父亲就是一个严肃的人。整日忙于工作，对我们的学习不大过问，在一起时却很喜欢讲“大道理”。我因为在子女中排行最小，难免有些娇纵，对父亲的很多话当成耳旁风。犹记得小学时父亲经常告诫，“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要平等待人”，等等。听得多了，就有些不耐烦，常常父亲刚一张口，我就抢着说道：“早知道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要平等待人！”此时的父亲往往会无奈地看看我，跟上一句：“真理不怕重复。”

再长大一点，父亲多次认真地跟我谈做人的道理，比如“与人为善”，比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与人相处，他的信条是“多看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不强加于人”，“做事不出头”，与人合作“不掠美”。

父亲还专门跟我讲过“慎独”的重要性。父亲说，即使一个人独身自处，也要谨慎自重，不要放肆无行，忘乎所以。这样才能养成习惯，在任何场合都要谦虚谨慎，按规矩办事。

当年父亲和我曾有过许多这样的谈话，我并不大以为然，觉得无非是些老生常谈。直到走入社会，自己也有了相当经历之后才豁然明白，父亲的这些教导已经溶入血液，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而凡父亲所讲的道理，首先是他的身体力行，并且一以贯之。

“文革”中，曲协的造反派头头与我家同住一个小院，那是一排平房，水龙头厕所共用。谁家发生什么事，与何人来往，一目了然。由于父亲一贯的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使得几个想把父亲打成“黑帮”的人始终抓不到任何把柄，竟无奈地发出“撼山易，撼罗扬难”的叹息。

我和哥哥姐姐成年后从事的都是与文化有关的工作，我们都曾遭遇过挫折和坎坷，但从未通过父亲的权力或关系寻求过帮助，也从未想过要依靠父亲帮助。自立，自尊，诚实，上进，这些品格的形成是父亲给予我们的最大恩惠，我们依此拥有自己值得骄傲的人生。

书中有专章回忆我的母亲。如父亲所述，他和母亲李树新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结婚时两人还是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婚姻爱情。”

一九五一年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奉调去了北京。临行前，要强的母亲告诉父亲：“你到北京后如果遇到条件好又情投意合的人，即使你我离婚，我也会把孩子抚养大，不再嫁人。”父亲的回答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昧良心抛开你和孩子们！”

以一个女儿的眼光看，父亲对于婚姻与家庭的态度是相当负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尚的。以父亲当年的年轻才干，以父亲后来在文艺界的高位，他一定也会面对着某些诱惑和选择的机会，但父亲始终信守着当年的承诺，与母亲一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母亲去世后，父亲有时会表达他的某种遗憾，说当年太忙于工作，应当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母亲，多创造一些机会带母亲到处走走看看。

我告诉父亲，能有这样的婚姻母亲很幸福。父亲对妻子儿女都尽到了责任。仅凭父亲当年没有离婚再娶，并且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北京，我们就应当感恩一辈子。如若不然，今天的我就可能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那样的人生不可想象。

母亲去世后数年，在子女的敦促和支持下，父亲与刘宝岚阿姨重组了家庭。刘阿姨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给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理解、关心和照顾。父亲离休后得以写出如此多的文章并保持身体的基本健康，刘阿姨功不可没。在母亲离开后，父亲又拥有了一个幸福安详的晚年，我和哥哥姐姐都十分感激刘阿姨。

编辑整理父亲的书稿，对我而言是一次始料未及的经历。父亲当然是我熟悉的人，而且应当是最熟悉的人，但其实，书中的父亲在许多方面我并不了解。我从未理解过他对曲艺事业的热爱，从不知道他为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付出过如此多的努力和心血。我也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工作对于中国曲艺事业发展的价值。长期以来，我只是把父亲的工作当成一种职业，而父亲只是恰巧成了这个职业的领导者。

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整理父亲的书稿，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并且在精神上真正亲近了父亲。我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一个更值得珍爱和尊敬的父亲。

中国的传统，即使在亲人之间，也羞于用语言表达彼此的感情，“爱”是说不出口的。帮助父亲编辑这本书本身，可以让父亲感受到女儿对他的爱和尊敬，这，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父亲，都是同等重要的。

以我对人情世故的了解，许多人离开领导岗位后，会“门前冷落车马稀”，但父亲不同，父亲离休后仍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不仅撰写了大量文稿，在身体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参加很多文化活动，继续锲而不舍地为曲艺事业呼吁奔走，并且至今仍与文化界特别是曲艺界的朋友们保持着交往，每逢节假日，特别是父亲的生日，会有很多朋友问候。

如果说我对父亲有什么期望，那就是要适当地“服老”。父亲已九十高龄，要能真正放松下来，把养生放在第一位，健康地活着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希望父亲能在刘阿姨的陪伴下安享晚年。父亲一生勤于耕耘，当年亲手参与培植的曲艺艺术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愿父亲更健康更长寿，看到这棵大树结下更美好的累累硕果。（2019年1月）